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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宣傳工作的基本原則_中外新聞傳播思想史導論

        時間:2020-04-18 理論教育 聯系我們

        新聞宣傳工作的基本原則_中外新聞傳播思想史導論

        二、新聞宣傳工作的基本原則

        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一生的經歷,既曲折,又豐富;既有大起大落,又適應了多種不同角色的轉換。就其坎坷曲折而言,在戰爭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與黨和國家共命運,飽受打擊,幾起幾落;在角色方面,他主持過黨政工作、經濟工作,也曾擔任過中央大報的主編(長征時期)。在喜與憂、起與落之間,在角色轉換的過程中,鄧小平作為一個政治家,一方面深深地感受到新聞宣傳媒介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實際影響;另一方面,他從黨和國家整體利益和工作大局出發,對于新聞宣傳工作,對于新聞媒介,提出了必須堅持的工作原則。這些原則,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國新聞宣傳工作行動指南。

        (一)黨性原則

        世界新聞史上,報刊及其他新聞宣傳媒介的黨性原則是伴隨著政黨政治的出現而提出的。沒有政黨政治,就談不上黨性原則。政黨作為階級的先鋒隊和階級利益集中的代表者,自然要對本階級所屬報刊提出黨性的要求。資產階級報刊也不例外,此不贅述。馬克思、恩格斯早在巴黎公社前后,就論及了無產階級報刊的黨性問題。但對無產階級報刊黨性原則最系統的闡述,還是列寧的貢獻。列寧在《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一文中闡明的黨性原則,為世界各國無產階級政黨所接受。毛澤東關于新聞宣傳工作黨性的論述[14],便是列寧的黨性原則與中國新聞宣傳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

        鄧小平也十分重視新聞宣傳的黨性原則。他要求每個干部都要把黨性放在第一位。“所有共產黨員都要增強黨性,遵守黨的章程和紀律。不管是什么專家、學者、作家藝術家,只要是黨員,都不容許自視特殊,認為自己在政治上比黨高明,可以自行其是。”[15]不難看出,所謂黨性就是遵守黨的章程和紀律、服從黨的決議,不能自行其是。他在另外一個場合還指出,黨性的核心內容乃是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其中最重要的是全黨服從中央。他承認,黨中央曾經犯過錯誤,但“這早已由中央自己糾正了,任何人都不允許以此為借口來抵制中央的領導。只有全黨嚴格服從中央,黨才能夠領導全體黨員和全國人民為實現現代化的偉大任務而戰斗”[16]。不過,鄧小平又強調,黨性并不等于思想僵化、隨風倒。在他看來,說話做事看來頭、看風向、隨風倒,“本身就是一個違反共產黨員黨性的大錯誤。”所以他提倡“獨立思考,敢想、敢說、敢做”[17],這樣固然難免犯錯誤,但那是錯在明處,遠比看風向、隨風倒者要好得多。

        新聞宣傳工作者作為靈魂的工程師,尤其需要在其日常的工作中堅持黨性。而要堅持黨性,首先必須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鄧小平認為,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是中國近代歷史的必然選擇。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現代中國的一切,就沒有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就沒有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就沒有力量來組織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以決不能夠削弱黨的領導,“決不應該離開黨的領導而歌頌群眾的自發性”[18]。必須“加強黨對思想戰線的領導,克服軟弱渙散的狀態,已經成為全黨的一個迫切的任務。不僅理論界、文藝界,還有教育、新聞、出版、廣播、電視、群眾文化和群眾思想政治工作等各個方面,都有類似的或其他的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19]。不僅要加強黨的領導,在此同時還應該改善黨的領導。鄧小平指出,在思想戰線的領導問題上,既存在軟弱渙散問題,也存在著“某些簡單化和粗暴的傾向,這也不能否認和忽視”[20]。這種簡單化與粗暴的傾向,與新聞宣傳工作的特殊性質相去甚遠,它只會傷害新聞宣傳工作者的自尊心、自信心,而不利于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所以,我們一方面要加強黨對新聞宣傳工作的領導,另一方面又要使這種領導更加符合實際,更加精細,更加科學。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新聞宣傳的正確方向。

        要堅持黨性原則,還必須加強紀律性,嚴格地維護、遵守黨的紀律。一個政黨如果沒有嚴格的紀律約束,允許其黨員完全按個人的意愿自由發表言論、自由行動,它就不可能成為一個有戰斗力的集體,就不可能有統一的意志,更不能實現自己的意志。所以,對于黨員隊伍中的作家、藝術家、思想理論工作者、新聞宣傳工作者,“那就首先要求他們必須遵守黨的紀律,而現在的許多問題正出在我們黨內。黨如果對黨員不執行紀律,還怎么能領導群眾呢?”[21]所以每個黨員、各級黨的組織,其一切行動都要服從上級的決定,尤其是必須同黨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作為黨的報刊和其他宣傳工具,作為黨員的新聞宣傳工作者,遵守紀律的最高標準,就是“無條件地宣傳黨的主張”,對于“中央決定了的東西,黨的組織決定了的東西,在沒有改變以前,必須服從,必須按照黨的決定發表意見,不允許對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任意散布不信任、不滿和反對的意見”[22]。“誰要違反這一點,誰就要受到黨的紀律的處分。”[23]

        必須指出的是,鄧小平在要求加強黨的領導、加強紀律性的同時,還主張,堅持黨性原則并不排斥黨內民主,并不會損害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他相信一個生氣勃勃、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對于社會主義建設是非常必要的。因而十分認同毛澤東的這一觀點:“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鄧小平認為毛澤東所講的政治局面“不只是講黨,而且是講整個國家,整個軍隊,整個人民,就是說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要有那樣一種政治局面”[24]。在這種政治局面下,黨員對黨的決定有意見,可以通過組織發表,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見,可以通過組織也可以直接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見;對黨的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黨員當然有權利進行批評;對于黨和國家的一些重大問題,都可以討論。只不過“在什么范圍討論,用什么形式討論,要合乎黨的原則,遵守黨的決定”[25]。沒有這樣一種政治局面,是無法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

        (二)群眾性原則

        群眾性原則實際是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在新聞宣傳工作中的具體體現。而群眾路線又是中國共產黨的三大優良傳統和作風之一。鄧小平認為,在三大優良傳統和作風之中,群眾路線又是最根本的。什么是群眾路線呢?在他看來,群眾路線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其一是:“黨必須密切聯系群眾和依靠群眾,而不能脫離群眾,不能站在群眾之上;每一個共產黨員必須養成為人民服務、向群眾負責、遇事同群眾商量和同群眾共甘苦的工作作風。”其二是: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用毛澤東的話來講,就是“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26]。簡單地說,就是聯系群眾,相信群眾,依靠群眾,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根據鄧小平的論述,群眾路線同樣也適用于新聞宣傳工作。在新聞宣傳過程中堅持群眾路線,不僅能增強宣傳的針對性,調動群眾的積極性,而且能夠提高宣傳效果。而要堅持群眾性原則,首先就要相信群眾。要相信群眾,就得對群眾講真話,特別是在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上講真話。“只要我們信任群眾,走群眾路線,把情況和問題向群眾講明白,任何問題都可以解決,任何障礙都可以排除。”[27]1980年他又在《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一文中指出:“要大力加強黨的組織、黨員同群眾的聯系,要把國家的形勢和困難、黨的工作和政策經常真實地告訴群眾。”1985年9月,他再一次強調:“群眾關心的實際生活問題和時事政策問題,各級領導一定要經常據實講解,告訴大家客觀的情況以及黨和政府所作的努力,并且對群眾所反映的不合理現象及時糾正。群眾從事實上感到黨和社會主義好,這樣,理想紀律教育,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才會有效。”[28]可見向群眾講真話、交實底的前提,是對群眾覺悟和判斷能力的信任。而一旦真正這樣做了,自然又會贏得群眾的信賴和支持。

        堅持群眾性原則,還要有一定的氣度和寬廣的胸懷,要有容忍群眾牢騷的雅量。“群眾有氣就要出,我們的辦法就是使群眾有出氣的地方,有說話的地方,有申訴的地方。”[29]黨和政府必須隨時傾聽群眾的呼聲,了解群眾的情緒,正視群眾的利益。新聞媒介就是群眾出氣、說話、表現情緒的主要渠道。如果群眾有話沒有地方說,有氣沒有地方出,“那就一定要來大民主”。古人說,堵民之口,猶如防川,其意義即在于此。所以,黨和政府一定要敞開胸懷,給群眾提供出氣、申訴、說話的地方,并借此了解群眾的情緒,進而代表他們的利益;同時還要從群眾的怨氣、申訴中,發現我們通過正常渠道無法了解的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及其解決的方法。在這方面,要重申并實行“三不主義”,即“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30]。鄧小平非常佩服毛澤東。他在《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一文中講了一個故事,說延安大生產運動的緣起“就是當時的征糧征多了,群眾有怨言。我們好多共產黨員聽了心里非常不舒服。毛澤東的看法不同,他說,講得有道理,群眾的呼聲嘛!毛澤東同志就是偉大,就是同我們不同,他善于從群眾這樣的議論當中,發現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針和政策”。在改革開放的今天,經濟社會的發展及利益格局的變遷,使我們面臨著比過去更加復雜的局面,新聞宣傳媒介尤其需要關注民生、反映民情,扮演社會機體排氣閥的角色。

        對群眾講真話,為群眾提供出氣的渠道,這是在新聞宣傳工作中堅持群眾性原則最直接最重要的舉措。但我們還不能滿足于這些。在此之外,新聞宣傳工作者還應根據群眾的要求、意見和接受情況來改進自己的工作。1980年鄧小平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中指出:“報刊、廣播、電視3年來都有很大的成績,總的來說是好的,但是也有不足之處。在這些部門工作的同志,也需要經常傾聽來自各方面的不同意見,分析和改進自己的工作。”這一要求是十分自然的。新聞宣傳的對象既然是人民群眾,其目的既然是要說服他們接受自己的觀點,改變其既有的思想、態度和行為,當然要了解群眾的喜好、接受習慣和認知能力,用群眾所熟悉的語言和表現方式,進行宣傳說服。否則,一切宣傳都只能是無的放矢,或隔靴搔癢,注定不會取得應有的效果。(www.520gyw.com)

        (三)真實性原則

        真實是新聞宣傳的生命。堅持新聞宣傳的真實性,不僅是新聞宣傳規律的要求,而且是一項重要的政治和道德準則。古今中外,不論是無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幾乎所有的新聞宣傳人員都宣稱自己講的是真話,代表的是真理。哪怕是出于功利權謀而捏造事實,無中生有,他們也絕不會承認。為什么人們總愛以真實、真誠相標榜呢?古希臘著名哲學家柏拉圖在其名著《理想國》中指出,這是因為憎惡謊言是人和神共有的特性。“上當受騙,對真相一無所知,在自己的心靈上一直保留著假象,——這是任何人都最不愿意最深惡痛絕的。”另一方面,事情一旦發生,即使想封鎖也難以完全封鎖住,其真相終將大白于天下。

        無產階級作為歷史上最先進的階級,代表了歷史發展的最終方向,它無私無畏,事實的演進將證明其理念的正確。所以,從馬克思到列寧、斯大林,無不強調新聞宣傳的真實性原則。毛澤東在繼承馬克思主義真實觀的基礎上,特別強調用事實說話,反對吹牛,要求“報實數,‘實報實銷’”[31]。鄧小平完全同意毛澤東的見解,同時又把真實性原則、實事求是提到了認識論的高度。在他看來,堅持真實性原則,實事求是,講真話,就是解放思想。這是全面把握現實,科學決策的前提。所以新聞宣傳工作者必須無條件地堅持真實性原則。

        在新聞宣傳工作中,堅持貫徹真實性原則,首先要求拿事實而不是拿空話來說話。因為事實勝于雄辯。用空話構筑起來的理論體系,在確鑿的事實面前,只有冰消瓦解的命運。對于社會生活中的種種問題,和群眾中客觀存在的對社會主義前途的疑慮,我們不能用空話而要用鮮活的事實來對他們解釋,“來解除他們的這個憂慮,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們變成資本主義的人。”[32]“即使在主張和提倡改革的人當中,保留一點懷疑態度也有好處。處理的辦法也一樣,就是拿事實來說話,讓改革的實際進展去說服他們。”[33]至于公認的顛撲不破的真理,隨著情況的變化也會出現新的發展而具有新的含義,比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要讓群眾真心接受,也“需要根據新的豐富事實作出新的有充分說服力的論證”[34]。堅持用事實說話,反對空談,是無產階級新聞宣傳工作的優良傳統,也是中國共產黨在思想戰線打敗國民黨的成功的經驗。

        堅持真實性原則,還要求新聞宣傳人員對黨和國家的工作、計劃及成績有一個全面的實事求是的評價。早在1957年,鄧小平就告誡新聞宣傳人員:“切不可過分夸張自己的成就,切不可把我們的事情說得太美滿了。說得太美滿,看得太簡單,這一點反映到我們的宣傳工作上,就是把我們的國家描繪得如何漂亮,好像現在什么困難也沒有了,剩下的就是享福了。”[35]這種只看到成績,看不到缺點,只看到光明,看不到陰暗的宣傳,表面看來能在一定的程度上鼓勁鼓氣,但在實際上是鼓的虛氣虛勁。當群眾在現實生活中看到新聞宣傳媒介上沒有報道的缺點和陰暗面時,就會產生一種上當受騙的感覺:原來現實生活不是那樣美好。他們自然就會失去對新聞宣傳媒介的信任,失去對新聞宣傳工作者的信賴。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再也不會接受、聽信新聞宣傳媒介的報道宣傳了。新聞宣傳媒介不僅難以完成黨和政府交給的任務,甚至還會敗壞黨和政府的形象。

        (四)穩定壓倒一切的原則

        古往今來,幾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把政治穩定作為其施政的重要目標之一。沒有一個國君傻到要把自己的天下搞亂。因為只有在政治穩定的情況下,才有可能致力于其他的事情,如發展經濟、繁榮文化等。當代中國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經濟文化比較落后,必須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縮小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所以經濟建設成了當代中國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要搞經濟建設,就要有一個和平穩定的環境。“不安定,政治動亂,就不可能從事社會主義建設,一切都談不上。”[36]1989年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總統布什時又說:“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凡是妨礙穩定的就要對付,不能讓步,不能遷就。”“中國不能亂,這個道理要反復講,放開講。不講,反而好像輸了理。要放出一個信號:中國不允許亂。”[37]要實現政治穩定,必須排除一切障礙,即使免不了外國人的議論,免不了挨罵,也要這樣做。為了實現政治穩定的目標,鄧小平要求“宣傳、教育、理論、文藝部門的同志們,要從各方面來共同努力”。“要使我們黨的報刊成為全國安定團結的思想上的中心。報刊、廣播、電視都要把促進安定團結,提高青年的社會主義覺悟,作為自己的一項經常性的、基本的任務。”[38]

        維護政治穩定,是一個大道理。其他的小道理都要服從這個大道理。但是穩定又總是相對的,而發展、運動則是絕對的。穩定為社會發展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即經濟文化建設“必須在安定團結的條件下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39];而經濟文化的繁榮又為穩定奠定了物質的基礎,在經濟落后、饑寒交迫的社會無法實現政治的安定。我們追求的穩定,是發展、運動中的穩定,是一種動態的平衡。既然是發展中的穩定,是動態的平衡,那么這種穩定就不應該被看成是鴉雀無聲,萬馬齊喑。在安定團結的條件下并不排除生動活潑。鄧小平強調:“要安定團結,也要生動活潑。生動活潑也來之不易,但它是隨著安定團結發展起來的。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下,這兩者是統一的,從根本上說,它們沒有矛盾,也不應該有矛盾。”[40]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這兩者之間也會出現沖突。這時,就只有在不妨礙安定團結的條件下實現生動活潑。

        新聞宣傳媒介由于其特殊的性質,既與社會政治、經濟的穩定休戚相關,又是生動活潑的發動機。陳云曾經說:“經濟工作搞得好不好,宣傳工作搞得好不好,對經濟形勢和政治形勢能否穩定發展,關系很大。”他把新聞宣傳提到經濟工作的高度,鄧小平是十分認同的[41]。既然新聞宣傳工作事關政治穩定,新聞宣傳人員就應該以高度的責任心和政治敏感,考慮其作品的社會影響,努力改進新聞宣傳工作,服務于政治穩定,盡力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同時也要利用媒介的特殊優勢,營造生動活潑的政治氛圍。新聞宣傳媒介不僅要成為全國安定團結的思想中心,也要成為生動活潑不竭的源泉。所以無論是安定團結,還是生動活潑,都需要新聞宣傳工作者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但是在根本上它還是應該堅持政治穩定優先的原則。只有這樣,新聞宣傳媒介才能在為經濟文化的發展營造良好的政治條件的同時,又促進新聞宣傳事業本身的發展。

        (五)社會效益優先的原則

        當近代報刊剛剛問世時,具有比較明顯的商業性質。隨著工業革命和城市化的進程,大眾化報紙的勃興,報紙更是作為一種純粹的商業企業來運作。報業主經營報紙的主要目的,乃是營利。后來出現的資產階級政黨報刊,雖然也堅持資產階級的黨性,但是其營利的目的并沒有改變。19世紀末期,黃色報紙、庸俗報紙、報業集團化,使資產階級報紙的商業性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與此不同,無產階級報紙自問世之日起,就是作為無產階級的宣傳工具,爭取自我解放的工具。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的辦報活動,無不是為了階級的政治解放和共產主義的實現。追逐利益不是他們的目標。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建立之后,報刊、廣播、電視等新聞宣傳媒介被看成是與一般企業不同的事業單位。新聞宣傳人員無須考慮單位的投資、成本、利潤,其追求的唯一目標就是宣傳效果。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推進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導入,我國社會上出現了一種“一切向錢看”的歪風。這股歪風首先在文藝界滋生開來。“從基層到中央一級的表演團體,都有些演員到處亂跑亂演,不少人竟用一些庸俗低級的內容和形式去撈錢。”這種一切向錢看,“把精神產品商品化的傾向,在精神生產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現。有些混跡于藝術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簡直成了唯利是圖的商人”[42]。新聞宣傳領域也不例外,有些記者、編輯甚至新聞出版單位在金錢面前迷失了本性,背離了新聞宣傳的崇高使命,刊登有償新聞,使廣告新聞化及接受紅包,造成了大量的失實和欺騙,極大地削弱了新聞宣傳媒介的公信力,影響了社會風氣,敗壞了黨和政府的形象;或者使傳播內容庸俗化,極端迎合大眾的低級趣味,販賣一些黃色、下流、淫穢、丑惡的照片、影片、書刊等。這種現象如果任其自由發展,將會嚴重地腐蝕我們年輕的一代,“將誘使許多意志不堅定的人道德敗壞,精神墮落”[43]

        對于思想戰線包括新聞宣傳領域的“一切向錢看”的歪風,鄧小平深惡痛絕。為了促使新聞宣傳部門善盡社會責任,為了給改革開放營造一個良好的輿論環境,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鄧小平要求在黨內外、社會各界堅決反對和批判資產階級損人利己、唯利是圖及“一切向錢看”的腐朽思想;要求思想文化教育衛生各部門,“都要以社會效益為一切活動的唯一準則,它們所屬的企業也要以社會效益為最高準則。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產品,要堅決制止壞產品的生產、進口和流傳”[44]。鄧小平把社會效益置于高于一切的位置,反對精神產品商品化、庸俗化的觀點,可謂振聾發聵,不僅極具針對性,而且非常及時。遺憾的是,有的媒體罔顧社會效益,單純追求經濟利益、“一切向錢看”的歪風,并沒有被及時剎住,到20世紀90年代之后,甚至有擴大的趨勢。因此,在21世紀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溫鄧小平的這一見解,對于提升中國新聞宣傳媒介的品質,對于改善新聞宣傳人員的職業形象,增強新聞宣傳效果,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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